七年前,作为当时美国最知名的教育长官之一,米歇尔·李出现在《时代》杂志的封面上。她一身黑装,手拿笤帚,面容严厉地站在一间教室的中央。旁边的文章题目是“如何修理美国的中小学”。为了快速扭转华盛顿地区教学成绩落后的局面,她“修理”中小学的办法是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改。她的教改措施有两个大的亮点,一是把教师的绩效量化,用学生的考试分数来衡量;二是把量化的绩效和教师的收入挂钩,绩效高的教师提高工资得奖金,绩效差的教师会被解雇,以此来形成激励机制。在这一措施下,华盛顿地区的学生考试成绩的确在短期内有所提高,但是也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后果。最终,教育工会利用“民主程序”终结了这场教改,米歇尔·李随后辞职。
归结起来,华盛顿教改带来的“负效应”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,一是唯分数的激励机制让老师为获得即时利益而过分重视考分,从而出现为分数而教的应试热潮,不仅导致课程内容变得狭隘和浅薄,更可怕的是这种机制刺激了教师素质的快速下滑——教师泄露试题、涂改考试分数、体罚学生的现象大量增加,教师内部恶性竞争、互相倾轧的事件大量涌现;二是唯分数的惩戒机制让老师担心自己会成为随意解聘的牺牲品,因而在教室中大面积产生害怕心理,其后果诚如教师联合会主席兰迪·温嘉顿所说——“这样的恐慌不会改变一所学校,也不会多教育一个孩子。”
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:“恐惧、利益和荣誉是驱动人类活动的三大要素。”很明显,华盛顿教改是充分发挥了“恐惧”和“利益”对教师教育活动的驱动效力,并且也确实激发出了教师对教育活动的强烈响应,但是教改为什么会失败?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米歇尔·李忽略了教育的独特性。教育是培育人心灵的事业,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上的一种交流与互动,自然就与从事物品加工之类的人类活动截然不同,那么驱动教师教育活动也就不能以恐惧和利益作为手段。
教育是一个传递性很强的活动。一个教师若是因为恐惧而工作,那么他的教育必定是令人恐惧的;若一个教师若是为了利益而努力,那么他的教育必定就是功利的;一个教师若是为了自己的内心而教育,那么他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。这个“内心”,实际上就是一种情怀,一种为了教师荣誉而坚守内心的情怀。教师荣誉是什么?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些证书和各种称号,也不是家长的赞誉与领导的表扬。教师荣誉应该是一种崇高的精神追求,这种精神追求的终极目的是拥有教育家的生命气质——善于坚守、耐得寂寞、精神独立、立言敢言、启人心智、引领成长,这种精神追求最本质的行为特征是给与学生尊重和宽容、相信和承认、守候和等待。
美国盖茨基金会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得出一个结论:影响中小学教育水平最重要的因素是教师,教师的素质决定了教育的质量。也就是说,要想做高品质、高水平的教育,就必须有一大批拥有教育家情怀、珍惜教师荣誉的教师。由此,摈弃那种以恐惧威吓和利益诱惑为主的教师评价,而致力于涵养教师的精神情怀,让每一个教师都有成为教育家的追求,这一点尤为重要。

